再议《八佰》：杂牌军不如王牌军吗 国军德械师是否为抗战主力

中国抗战电影《八佰》的票房与话题度不断呈正比攀升，个中部分情节与台词格外引发争议，譬如魏晨饰演的朱胜忠痛斥“逃兵”们道“就是因为你们这几十万杂牌军，国军才让日本人打成这样”；还有杜淳饰演的谢晋元，在撤往上海英租界前夕向守卫四行仓库的孤军勉励称“八十八师的弟兄们，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德械军团，每一个人都是国家最需要的战士，也是这个国家一味最好的良药”。再加上网络上始终不缺渲染国军德械师如何神勇的帖子，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接受德国训练与装备的精锐德械师，远比地方军阀的“杂牌军”更能给日军惨重伤亡。

德械师整编不足 火力更逊日军

事实上，真正完成整编的国军德械师仅有第36师、第87师、第88师以及中央教导总队，其余号称接受德式训练的调整师，不过只是按照德制改变建置，装备不但不如真正的德械师，现代化训练也未悉数完成。而且即便是德械师，编制所需的武器也未全数到位，譬如谢晋元所处的第88师仅有一个师属炮兵营，重机枪仅约72挺；而日本陆军一师即有超过百挺重机枪与各式重型火炮，又有庞大的海空军提供后援，因此双方火力相差极大，训练素质与战术运用也如云泥之别。

配戴德式装备的少量国军被蒋介石视为精锐，照片为1937年12月、甫自上海闸北战场退下的国军德械师，正在接受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會上海分會婦女部長宋文斌（前穿旗袍者）與著名華裔美籍戰地記者王小亭夫人馬貴貞（左边穿旗袍者）慰劳。（Chicago Tribune）

最重要的是，抗战初期投入淞沪战场的国军并非仅有德械师，地方军阀亦在蒋介石的号召下纷纷派遣大军参战，他们的血性绝不亚于中央军，俱是打破日军“三月亡华”迷梦的功臣。李宗仁（1891─1969年）便回忆过当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后，广西“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得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四个军”，其中廖磊（1890─1939年）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便加入了淞沪会战痛击日军。因此若贬低“杂牌军”的作用，无论就史实与情感来说都不公平。

德国驻华顾问 也坦承离现代化军队标准尚远

原本蒋介石希冀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襄助下，可以完成60个师的现代化整编方案，同时建立自给自足的军工体系。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立足未久，便以经济顾问的名义聘请前德国陆军上校鲍尔（Max Bauer，1869─1969年），他提交了《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不仅建言国府应先建立一支不担负作战任务的精锐教导部队，还就军工、邮电、交通与沿海防御体系提供恳切的意见。1930年又在魏泽尔（Georg Wetzell，1869─1947年）的指导下，将教导队扩充成教导旅、最后编成第36师、第87与88师，初步奠定德械师的基础。

当1933年有“德国国防军之父”名号的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年）赴华担任总顾问后，撰写了更宏大的《中国军队改革建议书》，接着又撮合中德于1934年签订《中国矿物及农产品同德国工业品及其他产品的易货贸易协定》，让缺乏外汇的中国能以桐油、大豆、钨矿等实物交换德国先进的军工产品，深惧重蹈物资短缺覆辙的德国亦可藉此积累作战实力，双方各取所需。1936年，德国售华军火占比28.8％，到了次年更高达37％，缔造了抗战前中德军事与商业关系最紧密的岁月。

接受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的中国中央陆军官校教导总队，原本不应担负作战任务，而是作为整建各部队的典范。（抗日战争纪念网）

最后一任德国驻华军事团总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年）待在中国的时间最久、影响也最深远，渠对利用四川当作抗日基地、利用游击战消耗日军、封锁长江等构想都给抗日战争带来不小的帮助。但法肯豪森也坦承，以当时中国的官兵素质、工业与财力来看，要打造合乎德军标准的军队非常困难，且训练60个师的计划也仅算是现代陆军的雏型，更何况大部分地方军阀都不愿蒋介石挟整编之名行裁军之实，故要达成此目标简直难如登天。

因此法肯豪森依据现实调整塞克特的意见，认为“目前中国陆军，固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战抗敌，迫使其（日本）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主张国军应先创立轻装部队，此外还应把裁汰的军人拨去建设工程或编成警察，以免重演一战后大量复员德军造成社会动乱的悲剧。

不过可惜的是，虽然国军在德国顾问的培训下取得一定成就，但整编完成60个师的计划尚未完成抗战便全面爆发，武器自给的雄心也未能如愿。塞克特曾点明“中国军队的武器处于缺乏的状态，然而向外购买武器、弹药只能视作过渡期的行为。若本土无可靠的军火生产，以资平时练兵和战时所需，则中国势必被迫依赖外国进口，而在战时无法自保”。结果就如前述所言，连最精锐的第88师都重火力不足，国府亦据实报告在整编20个师的时候，尚缺步枪12,000枝、轻机枪108挺、重机枪缺612挺、迫击炮缺120门等。这造成国军内武器杂乱、土洋混用、后勤补给不易的窘况，以及缺乏步战协同的演练机会。

德械师战力不容夸大 全体将士的不畏牺牲才是关键

因此火力不如日军的少量德械师、部分完成换装的国军与缺乏现代化锻炼的地方军，共同构成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且由于装备与素质均不如日军，导致国军付出更大伤亡比。在淞沪会战中担任副参谋长的白崇禧（1893─1966年）便检讨过“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之所以能抵御优势日军，“所凭借的全是爱国精神”。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1896─1980年）亦称“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

除了中央军之外，装备粗劣的地方军也赶赴淞沪战场，为抵抗日军奉献了鲜血。（中国日报）

这样劣势的军容能抵挡日军三个月之久，着实是中国伟大抗战精神的血性展现，值得大大发扬。然而若过度吹捧德国军援的作用与贬低地方军，也是对先烈与历史的不敬。因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最先打响抗日战鼓的并非中央军，绥远抗战、长城战役、一二八事变等都是地方军的显赫战绩，台儿庄大捷更是以地方军为主体的国军缔造的辉煌战果，故其保疆卫国的奉献不容忽视。

至于德国的援助该如何评价？塞克特曾说过“每种军队之重整，首先，其最重要的条件在于边界之安宁，意即对外长期之和平；其次为中国内政之平静。在满足这两种条件之前，欲达成建军之功效，恐难如愿以偿”，其实正指明国家进步的条件在于内政外交得安定。偏生中国在抗战前仍处于派系倾轧、工业发展极度落后、又承受帝国主义盘剥的灾难中，故纵使再来一万个塞克特或一整个舰队，也没法倏然扭转中国的贫弱，何况德国援华也是出于利己动机。因此唯有全面整顿思维与制度，方能争得民心开创富强新局。而这点，历史已清晰地表明：一味依赖外援、结果遭共产党逐出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并未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