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大动作 中国力推“新文科”背后的三重考量

2020年11月3日中国山东大学召开了一个“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是中国教育部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一系列所谓“新文科”建设行动的其中一步。这项在教育界之外波澜不兴的行动，却是来自中国决策层的指向，对于中国的长期性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所谓“新文科”，大体是指以现有传统文科为基础所实施新的符合当前社会实践和未来需求的文科教学内容和方式。不过，目前中国尚未对“新文科”形成统一的认识，各方的期待也有所不同，但这项行动的影响无疑将远远超出教育之外。中国高层之所以决定改革文科教育以发展“新文科”，至少存在三个现实层面的考虑。

扭转文科教育西方化

按照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相关内容，除了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都可被纳入“文科”范畴。

中国近现代以来教育体系里的文理科，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泊来品”。相比于理科学习所依据的物质实践存在共性，没有中西之分，文科却始终有着浓重的西方属性。

中国的文科教育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印迹。（新华社）

中国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邵培仁表示，“文科中很多学科的基本概念都来自西方。必须承认，中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文科研究对西方学术有一定的依赖性。”他还提出，如果学者从理论、方法到思维、表达都是西方的，参考文献也全是西方的，那将值得反思与忧虑。

事实上，文科教育西方化在中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由于教育内容的选择会存在过滤，择其优者而育之，因此会对西方有所美化。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一代代中国人中，许多人形成了西方化的思维方式，以西方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甚至是对西方盲目崇拜。而这种西方化的文科教育，脱离了中国的社会实际，经常出现种种不适应的状况，不仅使得文科教育内卷化，犹如闭门造车，不利于学生毕业后适应中国社会，而且可能会形成一种亲西方的集体性共识，进一步则会导致对中国社会形态与国家制度的否定。

中国学者胡适是“全盘西化”主张的代表人物。（VCG）

依据“新文科”相关信息可知，“新文科”首先在于“中国化”，以中国现实国情与实践经验为土壤，在保持开放与全球化视野的前提下适当弱化西方化倾向。

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以“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为遵循，声称“立足国情”、“守正创新”，都释放了明确的“中国化”信号。

改变中国文化偏弱窘境

“新文科”内涵丰富，哲学位列其首，占有基础性地位。然而，哲学也是中国的一个弱项。为此，中国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阐述当前新形势时，连说5次“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又称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习近平还列举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里一些紧迫问题如“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

在2015年10月14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也曾有过类似的批评称，“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不论是哲学、文学、艺术学，还是经济学、法学、管理学，都可以归入“文化”的范畴，其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共性，其主要问题正是习近平所形容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民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为文化领域的繁荣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不过，文化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在中国的整体发展变化之中显得有些滞后，无法满足中国民众快速更新的文化需求。

中国高层所钟意的“民族复兴”里应该包括文化复兴的内容。（新华社）

中共以“民族复兴”和“领导一切”为己任，早在2011年就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口号，在此次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多次提及“文化”一词，“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中皆有“文化强国”的要求，可见对此颇为看重。

文科教育是文化生成的土壤。“文化”发展落后的问题，往往可以从文科教育中找到根源。而“新文科”教育，或许正是中共提振中国的文化、推动“文化强国”的着力点。

构建新时代理论与宣传体系

“文化”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在西方一直有“文化软实力”之说，对于中国也是如此。由于中国文化发展滞后，其“文化软实力”也相对较弱。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和市场领域，也体现在政治领域，比如中国的政治理论内卷、国际话语权不掌握、意识形态不自信等等。

中国的政治理论脱胎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之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系统且仍然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并且引领了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之路。但是在另一方面，该理论体系的陈旧、僵硬、繁琐，也是显而易见。这是一套理论体系长期维持、扩充和修整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由于后期的理论建立在前期理论的基础之上，越往后越难推陈出新，也越难放开手脚大修大改。

因此，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甚至被西方视为挑战者，但由于中国的政治理论尚且不能准确明白地阐述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无法将中国的国情政情讲清楚，不论是讲述者还是被讲述者都很难相信中国的政治制度。西方主导国际叙事的局面便难以改变，已将中国视作“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则能够轻而易举地调动起国际舆论形成围攻中国的架势。

因此，中国当前也“迫切需要”拥有一套新的政治理论体系，既能够明确清楚地总结中国的政治形态，又能够融汇中西，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在此之后，中国人自信心的生成与宣传效果的改进，都将成为水到渠成之事。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需要放弃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论的核心，而是基于中国新的国势政情而有所更新，尤其是更新其外在理论架构和宣传模式。

2020年11月3日中国教育部所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的期待甚高，称其“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践行中国道路”，还有“托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至于能否达到如此高远的目标，对其成效的判断至少需要十多年的观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