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两周年：这场百年不遇的大危机改变了什么？

新冠肺炎一周年之际，记者在武汉调研十余天，并推出“重返武汉”专题报道，其中既有对这座疫情最早爆发之地的亲自感受，也采访了作家方方、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网店老板、在武汉的港台人等，通过观察与走访，意在进一步反思与总结这场百年不遇的大危机。

站在2021年12月的时间节点，新冠肺炎疫情已近两周年，疫情未有彻底消退的迹象，而各国针对这场危机的反思与总结仍远远不够。数据显示，全球因疫情死亡人数已超过530万，其中美国接近80万，巴西超过61万，印度超过47万，全球确诊总人数更是高达2.7亿。而随着感染速度惊人的新变种病毒奥密克戎（Omicron）在各国的传播与扩散，通关、开放国门以及人们回归疫情前生活状态的愿望，又被重新打回原形。

针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危机，各国本可以从各个层面展开反思，比如宏观层面的：人类究竟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何为良政善治的关键所在？检验民主人权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再比如微观层面的：如何建立有效的疫情防控体系？疾控中心如何做到权责统一？如何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可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共同召集的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日前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尽管全球有超过50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但“缺乏证据”表明人们正在从这场危机中吸取正确教训，世界仍然对任何卫生紧急情况“毫无准备”，“既没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结束当前疫情，也没有能力预防下一场疫情。”

回顾两年前疫情爆发之初，因最早爆发于中国武汉，再加上武汉前期应对中确实存在很大问题，故承受了来自国内、国际连篇累牍的批评与质疑，中国也因此背上了“原罪”。彼时，中国的强制隔离政策被认为是专制的，违反人权的，是不人道的，中国利用大数据进行流调、追踪等，也被认为是严重侵犯隐私的。概而言之，因为中国是专制的，不是民主国家，所以才会出现早期的瞒报、误报，以及讲政治压倒科学的情况，才会让全世界不得不因此承受这样一场大危机。

如果疫情止于上半场，中国的确不仅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且还会因此付出更为沉重的发展代价，要知道疫情最初爆发之际，香港反修例风波还在持续发酵，美国、英国等正在大打香港牌，试图通过助长这样一场“时代革命”，打造自己的“民主阵营”，遏制中国崛起并化解因此带来的全方位挑战。可就在中国防疫取得明显效果之际，疫情却在中国之外的各国各地爆发，进入下半场。彼时，虽然有了中国疫情防控的前车之鉴，可当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席卷开来，各国各地的应对仍令人愕然，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更是惊人。

当疫情进入下半场，针对中国的围剿并没有很快消退，反倒在一片追责论、赔偿论等鼓噪声中高涨。随着溯源工作的展开，且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病毒源头可能并非来自武汉，中国才慢慢得以喘息。而最初中国被质疑专制、不民主的强制检疫和隔离举措，面对疫情的疯狂肆虐，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得不采纳之，中国进而才终于有底气反过来宣扬自身制度的优越性。

2020年3月31日，一名女子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检疫宾馆接受检测。（AP）

而今，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也看不到彻底结束的迹象，人们似乎已经开始遗忘最初的教训，民主与专制这样简单的二元划分，不仅没有因此变得松动，反倒在美国牵头召开的“民主峰会”的影响下愈发泾渭分明。人们不禁要问：造成近80万人死亡的美国，即便自称“民主灯塔”，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被美国贴上专制标签的中国，既可以完成史上最大规模群体的脱贫带领人民奔小康，也可以在疫情到来之际有效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什么不可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民主”？

回到疫情本身，这场人类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的确考验了一切，也检验了一切，不管中国、美国还是整个人类和世界，都不应该“浪费”这场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更不应该错过反思的契机。就像经历了2019年旷日持久的那场修例风波的香港，不该就此陷入到悲情主义和逃离主义一样，人类在共同经历了这场疫情之后，也不该低估我们共同面对的危机与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习近平挂在嘴边的倡议，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