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亚五国举办视频峰会 一场“新中间地带”之争正蠢蠢欲动

2022年1月25日，中国同中亚五国举行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围绕“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展开沟通对话，引发海内外关注。随着全球形势剧变，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如本文所指出的，近年来，美国霸权优势的相对萎缩及其战略重点的向海收缩，在欧亚大陆造就了后霸权的“新中间地带”。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原题为《霸权之后的“新中间地带”》。

霸权之后的“新中间地带”

2021年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分化重组的重要节点，以美国“单极时刻”为特征的30年后冷战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从年初公开的《印太战略框架》将美国在第一岛链内军事目标从“压倒性优势”降为“拒止”，到8月“喀布尔时刻”美军仓皇撤出阿富汗，再到9月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出台，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全面战略优势、全球干涉政策和“由海到陆”态势的终结。为了维持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和对俄遏制，拜登（Joe Biden）政府一方面集中资源推行“印太战略”，打造澳英美海权同盟，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对欧亚内陆地区的直接战略投入，或是将地区议程下放至盟友，或是放任与搁置。即使在最热点的乌克兰方向，美国和北约也仅保持了极为有限的对乌军事援助和周期性黑海巡航，无意增加部署以扭转对俄常规军力劣势。

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战略调整，是2008年以来美国霸权优势相对下降和自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以来战略收缩的缩影。近年来，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战略收缩，造就了一个广阔的、后霸权秩序的“新中间地带”。海洋霸权退潮后，大大小小的滩涂和湿地显露出来，被霸权长期遮蔽的行为体开始活跃。这一地区的国际秩序正在“回到未来”，呈现出多强竞合博弈的传统多极体系特征。正如俄罗斯学者发现的，今天俄罗斯周边的国际政治，似乎“回到了17和18世纪的地缘政治现实”。积极干涉俄罗斯周边事务的对手，都不再是一流的世界大国，而是二流的、在综合国力上远逊于俄罗斯的波兰和土耳其。

什么是“新中间地带”

长期以来，“中间地带”及类似概念存在于一系列对外政策构想和地缘政治理论之中。在“中间地带”的内涵上，它或是指超级大国、大国、大国集团之间的地域，侧重于权力竞争与实力对比的维度；或是指文明中心或海陆权力中心之间的断层线和交界线，侧重于特殊的文明或发展模式特征。其具体地理范围，也因内涵重点的区别而变化。在“中间地带”的政策含义上，论者或是强调其作为大国潜在统战对象或结盟伙伴的意义，或是突出其相对摇摆和“左右逢源”的特征，即不愿在大国竞争中站队；或是强调它作为地缘政治竞争前沿甚至火线的“脆弱性”。

在美国霸权退潮的背景下，当前欧亚大陆的“新中间地带”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和欧盟这三个力量中心之间的广大地区。它西起波罗的海沿岸，横穿白俄罗斯、乌克兰，越过黑海，翻过南高加索和里海，到达中亚内陆。

“新中间地带”的核心特征，一是多极性，其中的主要行为体既包括中、俄、欧三个欧亚力量中心和收缩但未退场的美国，也包括地区内外的多个中等强国，如土耳其、波兰、伊朗等。在主要行为体矛盾缓和时，多数地区中小国家选择多方求利、多头平衡；当主要行为体矛盾激化时，追随强国（Bandwagoning）便成为中小国家的主导策略。这一地区原本是美俄欧中博弈的前沿，但随着美国霸权的退潮，中等强国开始积极填补“生态位”和“权力真空”，在地区博弈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使多极性特征更趋强化、更具不确定性。二是多元性，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便见证了多个帝国、多样文明、多种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多种发展模式之间的较量、共存与融合。它涵盖了俄罗斯以外的“后苏联空间”，是过去30年间美国和欧洲“由海到陆”推行同盟体系扩张及民主与市场“转型”的走廊。三是复杂性，该区域多数国家独立后，发展道路与方向不断摇摆，政治力量与社会身份认同持续撕裂，内部困境与外部矛盾交织叠加，兼具脆弱性与复杂性。

“新中间地带”的多极、多元特性，为综合实力并不占优却对这一地区有地缘优势、历史羁绊和战略野心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机遇。近年来，土耳其、波兰这两个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中等强国，借助特定的历史叙事和地理禀赋，积极推动地区整合进程，成为“新中间地带”最活跃的行为体。要把握“新中间地带”的变化方向，必须认真分析土耳其、波兰这两大中等强国的政策实践和动因。

作为抢占新滩涂生态位的两条“鲶鱼”，土耳其和波兰有一系列共性。

第一，两国都是美国和西方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都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都是北约对俄遏制的前沿。另一方面，两国也都是美欧阵营中的“刺头”，都拥有强烈的自主性诉求。2016年未遂政变后，土耳其与美欧关系持续恶化。土耳其执意购买和装备俄制防空导弹，美国禁止向土交付F-35战斗机，并将驻土空军向罗马尼亚转移。土耳其与欧盟之间也在东地中海争端、难民潮等问题上矛盾重重。美欧攻击埃尔多安政权“民主倒退”，土耳其则谴责美国庇护居伦主义者（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的发起者）。波兰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则因波兰执政党干预国内司法独立、欧盟推迟批准波兰疫后复苏基金、欧盟法律与波兰宪法地位之争等事件而陷入危机，其中宪法地位之争实际上已触及欧盟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一度引发了“波兰脱欧”（Polexit）论。美国媒体最近甚至把土耳其、波兰两国归入“流氓国家”之列。

第二，两国近年来都希望复兴历史性大国地位，整合历史上的旧疆界和想象的共同体，争取地区领导权。土耳其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向西、向南积极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在叙利亚、东地中海和北非等奥斯曼帝国故土扩展影响力。2018年以来，土耳其又向东加速突厥语国家合作，推进所谓“突厥世界”的一体化。波兰对外政策也逐步转入“雅盖隆政策”（Jagiellonian policy）。14世纪至16世纪，雅盖隆王朝治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是欧洲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国家，统治着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领土，版图囊括今天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与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帝国、瑞典帝国竞逐东欧霸权。2016年后，波兰积极致力于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故土扩展影响力。2021年以来，两国在“新中间地带”的机会主义政策更趋明显。

第三，两国都把基于历史符号的身份认同和基于区域连通的务实合作作为推动“新中间地带”地区整合的抓手。土耳其和波兰在综合实力上充其量只算中等强国，无法与美欧俄比肩，但两国都致力于输出特定的历史叙事、“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以建构“共同身份”推动地区整合；并利用相对优越的地缘禀赋推广能源和交通倡议，吸引“新中间地带”的内陆国家。

第四，两国的对外战略都长期存在西向与东向的争论，但近年来都经历了从“西方优先”到“东方优先”的重要转向。这种争论和转向，与两国国内政治的保守化转向有关，也受到美国和西方霸权收缩的影响。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在其建立初期和执政前10年，是以坚定的亲欧盟政策著称的。但在今天的土耳其对外政策中，西方已从融入的目标，转变为怀疑和批判的“他者”。波兰对外政策史上，也长期存在着拥抱大西洋文明的“皮阿斯特政策”（Piast Policy）和经略东欧的“雅盖隆政策”两大传统之间的争论。1989年后，波兰全心西向，全力加入北约和欧盟，融入跨大西洋文明，对扩展在东欧的影响力缺乏兴趣。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以提出“三海倡议”（3 Seas Initiative）为标志，波兰开始积极寻求在东欧建立能源、政治和安全影响力。

在西方同盟体系内的自主性，以及用认同和空间概念填补“后霸权真空”的机会主义，是土耳其和波兰扩展在“新中间地带”影响力的共同特征。但两国之间也有一些区别。第一，除上述两项抓手外，土耳其特别重视军事手段，通过缔结军事同盟、军事援助、军备输出、扶植准军事组织、派驻维和部队等方式扩展影响力。相比之下，波兰更重视以“颜色革命”和宣传战颠覆对手政权。第二，波兰的地区整合进程得到了美国的大力背书。相比之下，美国对土耳其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整合行动则态度较为暧昧。

（一）土耳其：重塑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格局

近年来，除延续在大中东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投机外，土耳其还在“新中间地带”引领或积极参与一系列地区变局。

一是在南高加索地区建立与俄罗斯、伊朗的大国协调机制，试图重塑整个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格局。

2020年第二次纳卡战争中，土耳其向其盟国阿塞拜疆提供无人机等先进装备，助其取胜，并在战后成为停火协议监督方之一。2021年1月，土耳其、伊朗外长倡议建立“3+3”地区机制，由俄、土、伊三国和南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共同参加，协商重大地区问题。12月10日，在格鲁吉亚缺席的情况下，第一次“3+2”副外长级会谈在莫斯科举行。这一完全排除了美国和欧盟的机制，象征着俄、土、伊将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三国协调”模式移植到南高加索地区。在新地区机制下，由于有俄罗斯、伊朗和阿塞拜疆的支持，土耳其与其“世仇”亚美尼亚空前接近关系正常化。12月13日，两国宣布开启关系正常化谈判，恢复两国间包机航班。

一旦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开放两国之间自1993年以来一直封闭的陆地边境，有望盘活整个南高加索地区的交通死局，南高加索将恢复古丝绸之路上“十字路口”的地位。从俄罗斯经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到达伊朗和印度洋的南北向交通走廊将重新开通，从俄罗斯到达伊朗将无须跨越黑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恢复和新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三国间的交通走廊，也将使连接中国、中亚和欧盟的东西向“中间走廊”将更具吸引力。由此，整个欧亚大陆东半部分的互联互通和地缘经济格局可能焕然一新。

二是进一步推进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的区域整合。

冷战后，在土耳其主导下，建立了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为主的一系列突厥语国家间合作机制。但这些机制长期不温不火，不时中断。2019年后，突厥语国家合作机制突然加速，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匈牙利成为观察员国。乌克兰也正式提出观察员国申请。合作机制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政治、外交、军事、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互联互通、科技创新、抗疫、文化旅游等。

2021年，突厥语国家举行两次元首峰会，其中11月12日峰会通过《伊斯坦布尔宣言》，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升级为“突厥语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通过了作为该组织长期发展规划的《突厥世界2040年愿景》，决定设立“突厥投资基金”，并接纳“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作为观察员国。目前，该组织正式成员包括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观察员国包括匈牙利、土库曼斯坦。

“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出台，是所谓“突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进展，对“新中间地带”的格局与秩序具有重大长期影响。如何看待该组织和进程的意义与前景？

首先，该组织和所谓“突厥世界”构想，都建立在虚构、剪裁、拼接的“泛突厥主义”史观和想象的“突厥身份”的流沙之上。大量史料、考古和分子人类学证据已经证明，讲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在血缘和历史源流上差别极大，所谓的“共同祖先”“共同历史”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其次，不应忽视身份认同因素的长期影响。近年来，在该组织和其他突厥语国家合作机制主导下，各国通过编写通用教材、人文和青年交流、智库合作、共同举办文化活动等，传播“泛突厥主义”史观，塑造和强化所谓“突厥共同身份”。2020年3月，《突厥共同历史（从远古到15世纪）》8年级中学历史教材在土耳其、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投入使用，第一批使用学生约5.5万人。其他两部通用教材，《突厥共同地理》和《突厥共同文学》也将在未来1~2年内走入课堂。长期而言，上述实践可能在“新中间地带”制造出一个全方位的“身份共同体”。在“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所谓“突厥共同身份”不仅可能增加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国内安全隐患，还将影响未来中亚和南高加索精英对自身和外界的整体认识。

最后，该组织制定了非常庞杂和宏大的务实合作项目和愿景，包含经贸投资便利化、交通走廊建设、数字经济和创新、应对气候变化等。这些项目和愿景客观上反映了该地区多数国家改善连通性、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迫切需求。虽然以土耳其为首的各成员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推动和实现上述愿景，尚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务实合作的方向仍有其吸引力和价值。

值得强调的是，所谓“突厥世界”愿景，绝非埃尔多安、正义与发展党及其执政伙伴民族行动党的“专利”，而是土耳其政坛的普遍信条。土耳其精英甚至开始讨论作为西方文明替代者的“突厥文明”。2021年11月7日，土耳其两个最主要的反对党主席——共和人民党主席科勒齐达奥卢和好党主席阿克谢纳尔——出席了由伊斯坦布尔市政府举办的“突厥世界国家独立 30 周年艺术庆典”。阿克谢纳尔表示，勤俭节约的“突厥文明”，可以拯救因“西方的野蛮”而陷入气候危机的地球，为世界提供“新起点”。

（二）波兰：复兴“三海”与整合东欧

近年来，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波兰与法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在对俄政策、北约优先战略方向、欧盟自主防务计划等问题上发生尖锐分歧，波兰战略精英深感北约和欧盟的无效性，不再满足于充当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先遣队。对此，波兰一方面积极向美国靠拢，试图以接纳美国驻军和反导部队进驻的方式，承接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军事技术转移，成为美国在东欧对俄遏制战略的首要代理人。另一方面，面对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和收缩，波兰开始重拾自主的东向战略，不再单纯借助跨大西洋组织和制度，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布格河（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界河）以东建立“资产”与“杠杆”。

一是推出“三海倡议”。“三海倡议”被广泛认为是波兰第二共和国领袖毕苏斯基提出的“海间之国”（Intermarium）战略的现代改良。毕苏斯基希望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国家阵线，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等，整合东欧，改变整个欧洲格局，制衡俄罗斯和德国。“三海倡议”虽然更集中于地缘经济层面，但巧合的是，其成员国包括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 12 个国家——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上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最大疆域相重合。该倡议的重点目标是缩小中东欧各国国内的“基础设施赤字”，补充南北方向交通的不足，实现能源多元化；重点领域是能源、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旗舰项目”包括“波兰—立陶宛天然气互连项目”（GIPL）、波罗的海铁路、欧盟南北天然气走廊、连接立陶宛克莱佩达港和希腊塞萨洛尼基港的“南北高速公路”（Via Carpathia）以及连接波兰格但斯克港和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的“双海铁路”（Rail-2-Sea）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能源层面，波兰希望进口美国和挪威的液化天然气，再通过管道输送至中东欧各国，使中东欧国家减少或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从根本上重塑欧洲能源格局。

二是利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历史遗产，组织“卢布林三角”地区合作机制。2020年7月，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三国在波兰卢布林市建立了该机制。卢布林正是1385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缔结合并盟约的地点。2021年1月，“卢布林三角”外长会议邀请白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季哈诺夫斯卡娅出席。乌克兰外长表示，没有白俄罗斯的“卢布林三角”是不完整的，希望能与“民主的白俄罗斯”组成“卢布林四角”。2021年12月21日，“卢布林三角”举行首次元首峰会，在俄乌边境对峙、白波边境难民问题上相互声援。该机制的实际作用有限，但是在促进三国青年交流，炮制“宽容、自由、民主”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历史神话”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企图以“颜色革命”颠覆白俄罗斯政权。在波兰战略学者看来，明斯克处于莫斯科与华沙之间东西走廊的中点上，白俄罗斯是决定波兰安全的关键，俄白联盟的强化是对波兰的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波兰长期收容和扶植白俄罗斯反对派，致力于颠覆卢卡申科政府。2006年，波兰外交部资助设立了白俄罗斯语免费电视频道“白俄罗斯卫视”（Belsat），面向白俄罗斯民众播放所谓“独立新闻”。2010年起，波兰在华沙资助白俄罗斯反政府人士成立了“白俄罗斯之家”组织。波兰还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波兰侨民中建立情报网。2020年，波兰资助的Telegram Nexta（白俄罗斯语意为“某个人”）频道成为白俄罗斯“颜色革命”参与者协调抗议计划、分享警察信息、组织抗议活动的最重要平台。2020年8月，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Mateusz Morawiecki）宣布给予Nexta频道1000万欧元资助。9月，波兰宣布将“白俄罗斯之家”正式作为“白俄罗斯流亡政府”驻地。值得强调的是，2020年白俄罗斯“颜色革命”中反对派打出的两大标志，“白红白旗”和“柏康利亚”国徽，都是继承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历史符号。

以上这一系列动向显示出，在美欧与俄罗斯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作为地区中等强国的波兰绝不单纯是西方对俄遏制的代理人，它正在试图利用这一局势进一步蚕食白俄罗斯，强化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故地的影响力，重塑东欧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

影响与展望

中等强国在“新中间地带”的活跃，使这一霸权影响式微的地区，正趋向于形成多极性、多元性相交织的新多极体系。与近代多极体系相比，新多极体系更具不确定性。正如俄罗斯学者博尔达乔夫（Timofei Bordachev）指出的，真正的多极性是国际环境的全新状态，不会自动顺应某几个行为体的利益。

中等强国在“新中间地带”的政策行动，将给中国带来多重影响。

第一，“新中间地带”东、中段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路线重合，构成中国西部的安全屏障、能源与关键矿产来源地和开放窗口，直接攸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土耳其重塑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格局，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整个欧亚大陆的内部连通性，但其推广的所谓“突厥共同身份”，也为这些地区的封闭、排外和分裂埋下了隐患。

第二，“新中间地带”中、西段地缘竞争的走向直接塑造俄欧、俄美关系，牵动中俄、中欧关系，间接影响中美博弈，对大国关系有全局性、连锁性影响。波兰向白俄罗斯输出“颜色革命”的企图不会停止，这让俄罗斯西线面临的压力与竞争将变得更大、更复杂，俄罗斯因此做出强硬反应甚至过度反应的可能性上升。俄欧、俄美矛盾的持续高涨，可能有利于中俄关系，但也可能让转冷的中欧关系雪上加霜。

第三，土耳其、波兰等中等强国推动“新中间地带”形成了以历史性认同为基础的地区整合进程。这一进程虽然刚刚起步、尚存变数，但已开始重塑整个地区的观念和认同版图，长期而言必将对中国利益构成冲击和挑战。

第四，土耳其和波兰等中等强国兴起的意义不仅在于加速国际和地区格局多极化，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政治实践虽久为美国和西方主流所诟病，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立足自身文明传统探索多元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尝试。换言之，后霸权时代西方阵营内部的离心力和裂痕，将不仅来源于机会主义的权力逻辑，也来源于政治价值和制度层面的深层分歧。

面对中等强国及其开启的地区整合进程，中国的对策原则应当是：尊重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防止与中等强国完全对立，防止地区整合进程走向封闭排外，增进与其在地区经济发展、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环保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应当积极与“新中间地带”的最大守成者俄罗斯保持密切的战略协调，共同探索如何接触和应对以“突厥语国家组织”为代表的新兴地区机制。在杜尚别峰会上启动新一轮扩员的上海合作组织，也许是一个现成的接触平台。“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所有正式成员，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是正式成员，土耳其、阿塞拜疆是对话伙伴。此外，上合组织在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机构（RATS）已经与“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前身“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建立了接触。现在，已经到了各国开诚布公地探讨两个机制之间的接触、对话与合作，消除误解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