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浮世绘：疫情下的企业们

【多维新闻3月24日讯】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已延烧将近3月，并造成全球超过30万人感染，1万多人丧命。病势之猛，不仅引发社会恐慌，也重创全球经济，企业们也因而在三种未来剧本上挣扎，于人类的生物性与经济性间摆荡，并在病毒策动的政变中努力求生。

新冠疫情冲击经济活动，对诸多企业造成打击。图为人流稀少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有关未来的三种剧本

所谓三种剧本，关乎的是企业如何看待自己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如何自我突变，产生抗体以求生存。

疫情初期，世界多视此为中国的区域性季节流感，故大多照着一种剧本生活：上班族改变些许工作习惯，但各国仍维持多数的经济活动，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应能在Q2早期复苏，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则能在Q1结束反弹。

但没想到疫情开始蔓延，于是企业们遂设想出第二种剧本：各地虽有疫情，但应为地方性，国家经济整体运作不受影响，虽有些日常工作受到冲击，但中国经济应还是能在Q2早期复苏，其他经济体则要放缓至Q2中期才能见起色。

然而结果明显超出人们预期。3月11日，WHO将新冠疫情列为全球大流行疾病，各国也相继出台宵禁、隔离、封城、锁国等激烈措施，于是企业们的未来图景，便无可避免地落入第三种剧本中：全球各行各业皆受影响，导致景气萧条，经济衰退，消费者信心得等到Q3底，甚至更晚才能恢复。

随着疫情逐渐受控，中国各地开始复工；然而欧美疫情却开始延烧。

从剧本一到剧本三，整个经济体系就像经历了场大屠杀，在刀光剑影后，尽是资遣的惨烈与倒闭的无奈。但就务实层面观之，企业虽是受害者，却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要角，疫情的魔手虽震碎了许多人的经济梦，却也让企业的宰制力上升到了新高度。而这背后照见的，是经济活动与生命意识间的角力。

人类的生物性与经济性

自打人类出现资本交易以来，经济活动便可视为人类的第二生命。而这种第二生命，便赋予了人性另一种有别于生物活动的思想尊严，也就是阶级意识。阶级意识不仅带来优越感，更促成企业主的崛起，从而建构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包裹了全人类的生命。而这套秩序在疫情侵夺人类的生物性时，往往会体现得更加明晰。

以十四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为例，其光是在1348年至1359年间，便消灭了欧洲30％的人口，逼得人们设法求生。一份拉古萨共和国（Republic of Ragusa）在1377年的文件便指出，“任何企图进入拉古萨者，皆须在附近某特定岛屿待上30天（trentine），确认并无发病才能进入共和国”，形同是当代隔离制的雏型。

而此种制度后为威尼斯所习，其于是在1448年出台了新措施，将进港等候期延长到了40天（quarantena）；而根据当代医学统计，鼠疫从感染到死亡，平均约需37天的时间，故此措施可谓相当有效的隔离手段，“四十天”的威尼斯语因而成了“隔离”（quarantine）一字的字源。

黑死病肆虐时，欧洲商人与贵族协商出隔离制，既维系商贸活动，也确保城市卫生。图为黑死病时期的瘟疫医生画像。

而这些政体之所以要推出隔离制，源头便是企业需求。当年的拉古萨与威尼斯等，皆倚重贸易收入，即使遇上黑死病肆虐，也阻止不了商人扬起的风帆。然而在疫情升温下，人类的生物性与经济性之争暴露无遗：商人与城市本身皆有经济维生需求；然而作为无数个人的集合体，其自然也有求生的本能。两相碰撞下，贵族应允商人的要求，以隔离制的时间与空间特殊性，调和了疫情对两者的压迫，人性的某部分反抗了资本主义的宰制，某部分则继续服膺于经济动物的身份。

类似情景仍在往后瘟疫中不断上演。1897年鼠疫再度肆虐，欧洲各国虽有封城声浪，却也深知经济连系无法轻易切断，当时讨论的热点之一，便是通过红海与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航行权。当年各国虽有权关闭陆地边界禁绝交通，但在各企业要求下，还是开放了埃及塞得港（Port Said）作为检疫站，并出台例如“有鼠疫患者的船只只能在出现鼠疫疫情的港口停靠”等措施。

生物性与经济性的抉择，往往十分不易。此次疫情中，中国起初维稳至上，背后虽有政治考虑，却也不乏保障经济活动的用意；后由于情况日渐严重，其只好暂时停摆经济，下令武汉封城，并让其他严重地区封闭式管理。

然而许多国家明显缺乏此种本钱，例如英国，其为不让经济停摆，选择实践“群体免疫”的思路，本质就是牺牲人们对生物性的部分执着，好维系经济性的集体生命，故酒吧、百货公司等公共场所照常营业。但眼看全球确诊与死亡数字飙升，舆论炮火又隆隆不歇，其也只好急转弯，祭出以保障生物性为核心的停课、关店等策略。

英国提出的群体免疫思路遭舆论批评为“当代达尔文主义”。

自大航海时代起，全球互动日渐频繁，各式企业主们俨然成了经济场域的大小国君，并透过贸易、货币与物品供输等资本主义法则，支配人类的生活。然而疫情之下，人类似乎透过求生的生物性本能，萌发出个人层次的孤立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自绝于资本主义的宰制，例如为减少群聚感染机会，企业不得不让员工在家进行远程工作。

然而这样的解放，却要付出薪资降低的代价，甚至会因大规模裁员，引发人类生活水平集体倒退；且在某些程度上，此次疫情也诱使资本主义迸发更深层次的渗透。

撑过病毒政变的企业主们

疫情之下，许多企业主们面对由病毒所策动的政变，失去了原有的权力与小王国，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介平民。然而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历史的必然，小企业主们让出的资本空间，自会由大企业主们蚕食鲸吞。其虽在疫情中受创，却因自身产业的特殊性，而得以撑过一片风霜。

由于病毒逼迫人类走向孤立式生活型态，故而导致文化休闲业、旅游业、影视娱乐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等一片萧条；然而医疗卫生物资及制药、电子商务、在线娱乐与教育、远距办公、保险、机器人与无人机等相关产业却成功脱颖而出。股市中甚至也出现了所谓“远程经济概念股”，里面涵盖了一系列支持在家工作（Zoom、Slack、DocuSign）、在家就医（Teladoc Health、Virtudent）、在家健身（Peloton）的企业。

综观人类历史，这并非企业主的首次破坏式创新。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造成大批失业潮，却也意外促成零工经济两大巨头崛起：Airbnb与Uber。Airbnb打破了专业团队的营运模式，Uber则跳脱出租车业的特许牌照规范，让素人也能成为企业主，开启零工经济时代。

Uber与Airbnb同因2008年金融海啸而崛起。

而在此次疫情中，某些企业主则竖起了“远程经济”的大旗，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新国君，深化了宰制人类生活的力道。在可见的未来，疫情想必还要些许时日才能平息，病毒也将持续侵袭人类的生物性与经济性；然而正如有些人类能藉自愈获取抗体，某些企业也能在病毒政变的哀嚎遍野中，成功上位，替人类构筑未来世界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