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误疫情定性？世卫决策流程揭真相

在全球应对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处理方式颇富争议。一些人追问，WHO当初为何没能及时拉响警报，或者为何直到3月11日才宣布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当美国最早对中国发布旅行禁令，WHO反而持反对意见？在美国疫情失控之际，WHO反而又在称赞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并推荐中国经验。在他们看来，这都是WHO的决策失误，甚至说是以“中国为中心”决策。

WHO发言人哈里斯

针对这类外界质疑，WHO发言人哈里斯（Margaret Harris）4月12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全球公共广场》主持人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连线采访，介绍了WHO自疫情爆发以来的决策过程，这对化解部分对WHO的误解有一定的助益。

依照“国际协议”决策

哈里斯提及了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IHR）。该条例要求各国向WHO共享信息。WHO发挥协调作用，与各合作伙伴一道协助国家建立防控能力。该条例还规定了在港口、机场和陆路口岸所应当采取的特定措施，从而遏制向邻国传播健康危害，与此同时防止各国采取不必要的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尽量减少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干扰。

这也是全球应对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后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哈里斯说，考虑到当时SARS疫情对香港、新加坡和东亚等地的经济冲击，WHO对于如何更好地管理“疫情的定位”有过很多调查及讨论，包括WHO的定性会否造成经济伤害。最后成员国才在2005年通过了该条例。

遵照该条例，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2月曾两次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开会商讨疫情。两次突发事件委员会委员和顾问开会都以电话会议方式开展。突发事件委员会委员有15位，主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沙特、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法国、荷兰、奥地利和塞内加尔。顾问有6位，分别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典、法国、加拿大和新西兰。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至今没有就疫情防控批评过美国。

根据WHO在1月23日公布的消息，1月22日至23日，谭德赛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国疫情以及对韩、日、泰、新四国的疫情输出问题，评估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委员根据当时掌握的证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要求10天内在收到更多信息后再次举行会议。

委员们之间有些分歧，难以达成共识。但总体上得出结论：人际传播正在发生。起源仍然未知（最有可能源于动物宿主），人际传播程度也仍不清楚，而中国迅速识别了这一病毒，并分享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导致诊断工具得以被迅速开发，亦令其他国家能够迅速作出决断，采取防护措施。

在此判断的基础上，WHO当天发出警告：预计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国际输入病例，因此所有国家都应作好控制疫情的准备，包括主动监测、尽早检测、隔离及病例管理、接触者追踪及防止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进一步传播，并与WHO共享全部数据。

1月30日，考虑到疫情演变之迅速，谭德赛未等到10天便提前再次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当时距中国以外首次报告“人传人”只有两天。委员会得以在这次会议期间达成共识，并告知总干事该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总干事接受该建议，并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时，中国全国共有7,711例确诊病例和12,167例疑似病例。中国之外，则有18个国家确诊共83例病例。

和美国态度并不矛盾

PHEIC这样的定性也符合特朗普政府的判断。1月31日，特朗普政府负责疫情防控的首席科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首次公开警告，新冠肺炎病毒可以在无症状人群间传播。当时美国感染病例增加至6例，但特朗普政府的判断是“可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彼时判定，美国民众面对的整体风险依然“很低”。

4月3日，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曾经无比繁华的美国纽约第六大道如今空空荡荡。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甚至说，特朗普政府研究了2002年至2003年期间SARS疫情，发现其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WHO这两次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期间，至整个2月份，特朗普政府一直认为疫情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在疫情和经济之间，特朗普优先关注经济或股市，而非对疫情的科学防控。比如，1月22日，特朗普曾在达沃斯经济年会期间盛赞美国经济表现优异，并称美国已经制定了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方案。直到3月上旬，WHO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流行病，特朗普依然优先关注股市表现。3月13日，特朗普还曾引述借WHO的信息证明自己欧洲旅行禁令的合理和正确。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美国企业裁员速度正在加快。图为3月17日，人们在拉斯维加斯的一站式职业中心排队领取失业救济金。

在特朗普政府保持这种“乐观”态度的背景下，如果WHO过早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免不了会被指制造和散播恐慌，拖累美国经济。

从概念上讲，“大流行”指的是流感病毒的影响范围，而不是疫情的严重程度和致死率。很显然，根据2月份掌握的证据和疫情蔓延的情况，尤其是特朗普政府2月的表现，疫情的确不具备全球大流行病的特征。这也是当时WHO突发事件委员会各国委员的“共识”。

2020年4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观看“总统疫情防控”的媒体演示。

作为WHO专家，最重要的就是用科学、客观的态度审视疫情和病毒本身。哈里斯以时间轴和历史线为特点的回答逻辑清晰，基本上说明了WHO在疫情中的决策思维和办事准则，清晰表达了中国在防疫过程中同WHO的协调与配合关系。比如，她所强调的疫情之初病毒的各种“未知因素”，以及WHO内部决策的科学性，也就是要根据实际证据实时做出判断。

这也是WHO为什么没有在1月和2月更早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也是WHO当初质疑美国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的原因之一。根据哈里斯所言，WHO必须依据IHR这一国际协议“平衡”国际经贸和疫情蔓延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WHO在扮演好“协调”角色的同时，也要兼顾且平衡好疫情防控和全球贸易之间的关系。如果在封锁疫情爆发地区时，不考虑经贸问题，反而不利于疫情防控过程中所需物资、人才和技术的流通与供应。

由此可以看出，WHO对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定性的过程并非单一化的决策。作为一个国际组织，WHO完全是从全局视角出发，根据疫情的发展适时做出决策。相关决策有来自中美在内的各个国家专家成员的参与和协商，全程依照国际协议展开，并不存在所谓的以哪个国家为中心运作。某些针对WHO的指责缺乏更多是执政当局争功诿过的政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