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再分配

综合媒体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对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的专访中提出，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再分配。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贫富差距在加大，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

蔡昉表示，“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还没有真正培养起来，因此，在这些背景下，“双循环”会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如果从中央文件的表述来看，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与过去“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相比，现在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轴心，推动国内国际循环互相促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中国1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中国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仅为12%，尚未充分发挥世界重要市场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几亿人的消费充分调动起来，也不能叫国际大循环。

对于当前也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有人把它狭义理解为去杠杆、去库存、降低负债率等，但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它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提高消费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富人太富，只能储蓄；穷人太穷，想消费，但消费不起。第三，以上两点还不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数，到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会一下子降下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蔡昉认为，这就是最终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不能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等。

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再分配。国外讲再分配主要是两点，一个转移支付，一个税收，这些中国都有继续推进的余地，但蔡昉认为，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那内需和外需如何实现互相促进？如果防控疫情成为常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蔡昉认为： 相对来说，中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对固定的，但受疫情影响，肯定会有短暂的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恢复到相对的正常水平，但却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份额。

因为某些国家对中国是有特殊对待的，有脱钩倾向的，所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过去更为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强调再分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穷人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让穷人赶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自身做不了这一点。如果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再分配问题上。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发展速度快，会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