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危机是前车之鉴 香港地产商要引以为戒

了解恒大债务危机的本质，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治理风暴背后的深层逻辑，有助于对香港社会正面对的改革命题，特别是香港政府与地产商应承担的改革责任有更深入认识。

内地房地产商恒大陷入债务危机，截止目前，政府尚未就是否会救助表明态度，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银行已经停止对恒大发放任何贷款，其它有能力施以援手的央企房地产巨头也选择袖手旁观。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在约谈恒大管理层时表示，“恒大集团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真实信息披露，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市场解读认为，这代表监管层在防范风险扩散的同时，对介入实施救助行动采取了审慎态度。

为什么政府会采取这种态度，要从导致恒大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和中国政府绝对对房地产等领域进行市场秩序整顿的深层逻辑认识。

导致恒大债务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表面上看，是创始人亲属及企业高管提前大规模兑付理财产品招致客户挤兑，引发了市场信任危机，在偿债压力下，靠其自有资金、销售收入和新募集到的资金无法支付到期债务及利息。更深层次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房产市场调控措施改变了市场预期，市场资金也因为政府要求银行收紧房产信贷出现了流动性紧缩。

但在根本上，是恒大公司决策层低估了中央政府整顿房地产市场的决心所致。中国政府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房住不炒”的主张，但是包括恒大在内的很多房地产企业却认为它只是一时权宜之计，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必然会为经济增速考量而放松管控，所以，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多次划出红线，警告房企尽快去杠杆，降风险，但多数房地产企业还是和政府的调控决心对赌，不仅没有降低债务风险，反而继续在高负债的老路上加速扩张。

恒大正是其中最激进的代表，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巨头之一。结果，当中央政府决定对房产市场进行整顿，收紧银行对房产市场的信贷支持后，恒大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兑付到期债务，也兑付不了供应商货款和那些购买了恒大理财产品的客户，危机就此爆发。

房地产无序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北京已决心调整房地产政策。（人民视觉）

这一轮市场风暴的深层逻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位于“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在历史性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执政党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共同富裕等，开始成为新追求目标。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以后着力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政府绝不可能再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放任社会发展失衡，让民众尤其年轻人的不满继续淤积。

美媒“华尔街日报网”近日撰文指出，今年8月，习在一次领导层会议上强调，要实现“共同富裕”，即可局部透过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采取更多措施，让富人分享成功果实，以更平等地分配财富。该媒体还进一步指出“在习看来，如今民营资本已放任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威胁到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

没有人知道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如何，但节制资本，追求公平、重建市场秩序与发展价值伦理，进而巩固中共的执政基础，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习 政治经济学的最核心内容。

如果说房地产因为资本过度主导，已经成为内地社会不稳的一大风险，追求公平已经替代经济效率成为内地社会的最大共识，那么香港的情况绝对比内地要更严重许多倍，香港市民对于社会公平的诉求也更强烈许多倍。

长期以来，因为对自由市场的迷思，港府在“大市场，小政府”思维主导下一直对经济采取无为而治，资本成为主导城市产业发展与利益分配的唯一主角，香港几家大型地产商在当地的混合政治制度下也因此而拥有超强影响力，包括影响特首的选举与港府政策等，并从土地拍卖制度中获益。

香港有将近21万人生活在劏房里，这反映了香港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和住房问题。（新华社）

香港房地产商应该配合政府，解决香港严重的住房难题。（香港01）

2019年发生的香港骚乱，表面上是由反修例引起，但在本质上则是由资本长期主导所形成的贫富分化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所致，其中住房问题绝对是其中最要害的问题。如果说中央政府这一轮在内地的改革是为了节制资本，向人们传统认知的社会主义回归，未雨绸缪地解决可能招致社会动荡以及执政党执政危机的潜在风险，那么，招致2019年香港骚乱的深层次经济原因，很可能就是刺激内地启动这轮大规模市场改革的最直接诱因。

事实上，香港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糟糕到令人震惊的底层市民居住环境，早已成为这个高度国际化城市最丑陋的一面，是香港一切矛盾冲突的总根子，而地产商们的贪婪和“挟资本以令港府”对改革的抗拒，则是问题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因为香港施行“一国两制”，经济治理在原来一直是按照“井水不犯河水”的治理规则由香港本地实施，中央政府不做干预，也缺少干预抓手，所以这些问题北京虽然早有认识，并且不断向香港政府与建制派等提醒，比如中共负责香港问题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在修例骚乱爆发后就多次督促香港社会“终究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一则因为港府与建制派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的信徒，二则因为他们也是香港原有利益结构中的一部分，三则因为地产商对政府政策的挟持与对改革的抵制等，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持续向深度发展。

香港政府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以及地产商对中央改革要求的抵制，和内地地方政府与地产商的关系以及恒大等房地产巨头与政府调控政策的对赌心态可谓高度相似。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在“一国两制”掩护下，香港的地产商们似乎可以从制度层面得到更多庇护，可以通过将之解释为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内地的特色，更消极规避中央政府的改革要求。

但是，情况现在不一样了。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改变了原来在香港治理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一国两制”思路，把香港纳入了整体国家治理进程和大湾区发展统筹考虑，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志正越来越深入影响香港发展治理，另一方面，经由香港反修例骚乱，中央及香港对于香港问题紧迫性的认识，也比原来有个很大提升。

解决贫富差距、住房问题，是香港社会未来的核心议题之一，图为香港街道。（香港01）

据港媒“香港01”9月21日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国家主席曾在2018年一个内部会议上表明，“香港商界影响中共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而所谓“商界”指的就是在香港甚具影响力的地产商。报道说，北京并非否定地产商，不让他们赚钱，而是认为地产商在赚取合理回报的同时，也要负起社会责任，协助解决房屋问题。

另据路透社9月17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在今年一个非公开会议上还向香港地产商传达信息，要求他们协助解决香港严重的房屋短缺问题，并告诉他们“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不再容忍“垄断行为”。这些声音，都像极了中央政府对恒大等内地房地产企业的要求。

虽然北京对香港没有“共同富裕”的要求，也不会将在内地的治理措施轻易移植到香港，香港仍然会实施“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在新治港文化和“全面管治权”框架下，中央政府已经有了更多抓手和办法，包括某些奖励或惩罚性措施。如果香港地产商仍然认识不到改革的紧迫性，继续在原来的认知下软磨硬抗，和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对赌，恒大的悲剧，一定会在某些香港地产商身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