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闸限电的原因 谁说的是真话

就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公共假期“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多省份拉闸限电”突然成为热搜词，引得中国国内与国际舆论侧目。

其实今年5月以来，大陆南方沿海省份“为什么这么缺电”就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引发讨论，但近期受“有序用电”影响的省份陡然增加到20个，严重者如吉林省通知停水停电“常态化”预计要持续到明年3月，辽宁省沈阳市部分地区因为红绿信号灯没电而产生道路拥堵，甚至有的地方因为电梯停电导致孕妇要爬二十多层楼、商铺点着蜡烛营业、一家三口一氧化碳中毒——因为烧煤取暖的排气扇不能工作……

9月23日，沈阳限电后红绿灯停电引发交通拥堵。（微博@新京报我们视频）

直接对民众的基本生活造成困扰，拉闸限电在社交媒体上想不上热搜都不行。

其实对于大陆很多地方来说，缺电年年有，为什么今年如此严重？舆论中的一场大型的探究之旅就此展开。

或许是因为这个问题的专业门槛较高，涉及的因素也相对复杂，又或许是看到网友虽然关心但并没有多少过激的情绪，率先登场的是阴谋论：

为了获得“针对西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必须“牺牲部分企业的利益”，用限电的方式“打击西方经济”。

这一说法最早的出处，据说是一位“网红经济学家”。有人为了说明这“一盘大棋”的必要性，连武侠理论都搬出来了，“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直接将拉闸限电捧成了“葵花宝典”。

然而实践往往会被验证的一条真理是，看上去煞有介事的“一盘大棋”，盘算的无非是流量生意。大陆官媒央视网9月28日发文痛批“大棋论”，称其遮蔽了电煤供给短缺的基本事实，营造“为了限产而限电”的既视感和“用电紧张纯属人为设限”的错位认知，“乱带节奏”，产生了“低级红”、“高级黑”的效果。

大陆各级政府则从正面进入舆论场域，限电一度严重到影响居民用电的东北三省纷纷发声，表示将加强电力供需平衡分析预测，做好预警预报，尽快组织发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尽最大努力保障居民生活用电。不过有国际媒体注意到，黑龙江省政府在表达态度的时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按照当前的电力供需形势，该省有序用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也在28日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坚决扛起电力保供责任”、“加大电网跨区跨省资源调配力度”、“全力守住民生用电底线”等要求。

种种用词可以看出，事情的严重程度不轻。用电的限制何以至此？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各有总结，普遍被提及的原因有三条：

第一是产能突增。英国广播公司（BBC）发文表示，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中国作为全球少数几个依然开工生产的经济体，吸引了大量国际订单。再加上东南亚国家持续受到变种病毒影响，“国际订单只好转投中国”。

这一点也确有数据支撑。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8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速加快至25.6%，进口增速加快至33.1%，贸易顺差则进一步扩大至583.4亿美元。而“金九银十”（九月和十月）本就是制造业、加工贸易等行业的订单高峰期。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表示，往年中国全年用电量增长幅度为6%左右，今年预计要到12%，“一些地方的电网或者是电力调配，通常应对的都是比较温和的增长，现在就会出现应付不过来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煤炭价格高涨，中国的电力供应70%依靠火电，而煤价与电价目前出现“倒挂”现象，“面粉比面包贵”。有陆媒在广东等地了解到的情况是，按照目前的发电成本，每发一度电，煤电企业要亏损一毛钱，“这会挫伤煤电企业的发电积极性”。

有鉴于动力煤的价格是市场化的，而电价不是，有学者开始重提“涨电价”，认为居民用电应该涨价一倍左右，而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短期的市场行情，而是“碳中和的成本谁来承担，又怎么能起到抑制上游高耗能产业的作用？”但反对者认为，这又是典型的哈耶克式“市场派”的一贯思路，以为把价格交给市场就能搞定一切，而不去考虑供电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

网传文件提到了近期限电原因。（微博＠海默先生）

这些延伸的争论暂且按下不表，依照陆媒《财经》的报道，比煤价高企更严重的问题是，煤炭供应紧张，“根本买不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中国原煤产量26亿吨，同比增长4.4%，这一增速远低于用电量增速——同是1月至8月，中国发电量同比增长11.3%。

该报道提到，自去年开始，受内蒙古涉煤反腐“倒查20年”，安监、环保力度增大以及超能力生产入刑等因素影响，“大量表外煤炭产能被压缩”，造成硬性的用煤缺口。也有相关行业人士在互联网上匿名表示，至少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山西、陕西、内蒙古等产煤大省，不仅是曾经那些“暗中超过核定产能”的部分没有了，向外运输煤炭也普遍存在“票证管理”，没有“票”，“挖出来的动力煤也运不出去”。

“表外煤炭产量”到底少了多少，目前看来难以统计。有陆媒援引一位专家给出的参考数据是，目前中国整体电煤库存较去年入冬前降低近9,000万吨。

舆论中普遍提及的大面积拉闸限电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叫做“能耗双控政策”。所谓“能耗双控”，是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既控制能源消耗强度（也称单位GDP能耗，能源在创造经济产值时的利用效率），也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对“双控”给出了具体指标。

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将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以节能降耗为主要特征的环境保护，正在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特别是在今年4月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更是进一步确定“减碳”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的主导地位。

此次大面积出现拉闸限电，被不少声音认为与“能耗双控”有关。上文提到的专家林伯强接受陆媒采访时明确表示“就要到年底了，地方政府都得要考虑一下（双控）”。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理事长施训鹏也投书陆媒表示，地方政府不顾经济发展的限电行为看上去难以理解，实则是政绩压力之下“运动式减排”的理性选择，因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本就是一对尖锐矛盾，地方政府目前没有标准去评估自己的减碳路线图是否合适，宁愿“矫枉过正”、“将目标层层加码”，也不希望完不成任务。

但《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则明确反对“将板子打在‘双控’头上”，表示“能耗双控”已执行近6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针对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做测评“晴雨表”的举动也早已是常态，如果各地“保持节奏”，完全可以顺利达成“双控”目标。之所以出现“命令式停电”，和“开学前狂补作业”是一个道理，再加上部分地区将“碳达峰”前的近10年理解为“攀高峰”的时间窗口，抢着上马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项目，“违规给‘两高’项目开绿灯，想提早把住能耗增量‘地盘’”，两相叠加之下，就只能“等到冲线的时候猛踩刹车”，而顾不上“考虑乘客的感受”了。

受限电影响，吉林磐石市的街灯和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微博＠野野野max）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看似在辩论的声音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就是在政策执行层面的扭曲。而就限电最严重的中国东北地区而言，情况可能还不止于上述内容。

根据《财经》的报道，南方省市中最为缺电的广东，也没有出现居民用电被拉闸的情况。东北三省闹到居民都要限电的地步，“作为电力供应压舱石的煤电出力不足是最根本原因”，比如近期辽宁省的火电出力仅为装机容量的一半左右。

这自然是涉及到上文提及的煤炭供应不足、煤炭价格高企等原因，但该报道也提出，在煤电出力不足之外，“多个不可忽视的突发因素恶化了东北的电力供需”，比如有序用电没有很好执行，比如在其他舆论声音中鲜有被提及的“新能源比例增高也提高了电力系统面临的风险”。报道显示，东北三省风电总装机达到约3,500万千瓦，但在9月21日冷空气过后，风电出力远不足装机容量的10%。

互联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随着2016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颁布实施，东北地区的风电开发大大提速，但较高的弃风率一度让东北的风电发展陷入停滞，而2019年随着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新的投资预警监测结果，东北地区的风电“全面放行”。在这个过程中，风电项目的“弃风”问题更多指向送出与消纳，通俗理解为“发的电太多了用不完也送不出去”。网络资料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秘书长秦海岩曾表示，面对更大的（风电）装机规模，“依靠特高压外送难以在短期内解决风电消纳问题，（东北）需要逐步压低火电厂、尤其是自备电厂的发电量，这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然而“弃风”的定义中还包括“风电不稳定”导致的“风机暂停的现象”，也就是近期东北三省的面临的情况：短时期内风刮的太少，发不出电来。这种情况之下，减少火电比例、“压低火电厂发电量”就显示出了危险的一面。有网络评论指出，风电本是不稳定能源（如果一定要实现稳定发电成本会高很多），东北地区着重布局风力发电而给电力供应带来风险，是在产业规划时存在漏洞。也就是说，东北地区的地方官员可能都不像其他省份的官员那样考虑什么“双控”之下的减碳政绩，纯粹就是“电太少了”而不得不对居民用电也一并限制。

限电原因众说纷纭，各个地方也一定有自己的问题特殊性，但就像一些自媒体所总结的那样，症结要么是缺乏管理（规划）水平，要么是公共服务意识薄弱、手段过于简单粗暴。

其实中央政府层面早有提醒，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纠正运动式‘减碳’”。中国国家发改委亦在8月点名批评“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项目搞‘一刀切’关停”、“有的地方口号喊得响，行动跟不上”等现象。

总之，减碳和发展要在“发展优先的原则下”取得平衡。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也被国际媒体所援引：一方面应该以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标准和规范为抓手，限制企业的不当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保护企业的合理生产用能需求，避免超出发展阶段的运动式节能减碳行为。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关部门增强相互协调，对政策执行保持必要的灵活度。”同时，“政策制定和调整都需要遵从公平、透明的程序，避免急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