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 中国准备好了吗？

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至今已经两年有余，不少国家在防疫政策上已经疲态尽显，选择躺平式地“与病毒共存”，中国则因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在当下显得尤为另类。究竟该如何全面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又会有哪些实际的变化发生？2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承办、一克纳米及巨丰金融研究院协办的全球治理论坛（2022年春季）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冠将逝，大国何为”。在会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作总结演讲，演讲内容刊发于中国社科网。以下为秦宣演讲全文，内容略有删减。

新冠疫情防控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而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到现在也有了十几年的时间，2018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又加了一句，新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我们曾记得，冬奥会开幕之前，有这样一句话，叫作“北京，我们准备好了”。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后疫情时代，我们准备好了吗？近两年来，我们一方面在进行疫情防控，另一方面在抓一些重要工作。比如说，2020年，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如期完成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我们目前办冬奥会，马上两会召开，后面要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与此同时，不管是乐观也好，悲观也罢，大家都似乎预测到，也许这是疫情防控的最后一个寒冬，也许疫情过后的春天就要来了。有的人乐观地说，不管怎么样，最晚今年9月，疫情就要结束，所以本次论坛主题用了这样一个词“新冠将逝”。但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多东西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没法进行预料。但是，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就是后疫情时代，“疫情将逝，我们准备好了吗？”

从国际金融危机演变来看，先是金融危机，然后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后要控制得不好，是军事危机。这两年的疫情演变来看，我们现在也看到，疫情虽然属于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但是也开始加速了经济这方面的危机，进一步带来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甚至于不排除比如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军事方面的危机。所以，未来的世界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记得，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两种制度的矛盾掩盖了许多其他矛盾。所以，冷战一结束，原来被掩盖的矛盾进一步地暴露出来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与斗争均与此有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家一直想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疫情期间大家想的是，如何进行疫情防控，所以很多矛盾和问题都被国际金融危机和近期的疫情防控所掩盖。

进入后疫情时代之后，被疫情防控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会充分地暴露出来。就像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倒塌之后，很多矛盾和问题会暴露出来一样。所以，这样就给我们学术界，给我们党和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疫情防控的效果如何评估。我们认为，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很有必要对全球范围里面各个国家的疫情防控进行政策评估、效果评估，进行制度方面的分析，进一步从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提炼或者提出我们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改革措施，甚至包括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改革措施。

第二，疫情过后的经济发展。其实疫情过后的经济发展和后小康时代的经济发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它是一种重合的过程。2020年我们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现在大家更多地关注的是共同富裕问题。但从春节期间一些抖音、微信推送反映的情况看，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如何巩固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就，防止返贫？如何更好地解决部分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吃不上肉等问题，仍然值得关注。所以，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之后，我们仍然不要轻视消灭贫困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发展，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中国现在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占世界经济的总量我们已经超过了18%，甚至到19%。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到西部地区去看一下，到农村地区去看一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确确实实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在后小康时期，后疫情时期，在后危机时期，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的。

第三，疫情过后，我们必然面临着一种价值观的选择。因为这次疫情的发展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到了我们的交往方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方式，还有很多潜在的影响根本没有显现出来。

比如，在价值观层面，人类未来到底是选择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中国由于奉行集体主义，疫情防控效果明显，这一点在西方看来不可思议。试想一下，一夜之间大家都可以安定下来，说不准出门就不准出门，在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这一点简直不可思议，所以西方人认为我们这一点和他们大不一样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重大的危机面前，在疫情防控面前，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到底怎么样在个人价值观方面进行选择，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问题。

第四，在制度选择方面，这一次疫情防控，我们已经明显能感觉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多的优越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全世界也看到了。因此，全球也在呼唤着新的权威。

中国的疫情防控，在遭遇不同程度质疑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新的可能。（新华社）

其实，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到欧洲去，欧洲也在说我们欧洲希望有一个权威，欧洲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国家站起来领头，有的国家想当头没有资格，有的国家想当头但历史上的声誉不好，有的国家想当头力量不够，有些学者担心，如果欧洲缺乏权威，欧盟就面临解体的危险。所以，欧盟希望有新的权威。在全球都呼唤新的权威时候，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又面临新的选择，到底是选择集权还是分权，到底发展精英民主还是全民民主，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后，全球治理方案的选择问题。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加上并未结束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由于不同的国家要寻求自保，国家主义的这种浪潮开始兴起来，不同国家完全从自身利益来出发，寻求自保，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而疫情防控使国家主义显得更加明显，不同的国家都开始寻求自身发展，寻求民族自保，而我们原来建立起来的以西方国有价值观为基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那种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遭遇到了严重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想的是一起走向未来，我们共同携手起来，应对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使人类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这就需要未来的全球治理遵循全球主义的原则。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历史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新的国际治理秩序到底是以国家主义为中心，还是以全球主义为中心，还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相互兼顾？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确确实实要表明自身的态度。

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不太久的将来会成为全球第一。这样，有一个问题马上提出来，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一，我们准备好了吗？这是我们学界、同时也是党和国家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学者，线上、线下的朋友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今天是2022年的正月十五，春节结束的时候，我们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时机开一个头，拉开一个序幕，然后开展这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从而贡献我们的智慧。

再次感谢线上、线下的各位朋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