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巨舰梦”如何破灭

清末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入侵，由此萌发创立现代化海军以资抗衡的念头。然而囿于守旧派抵制、派系争端、事权不一、缺乏欧美军事科学新知与财政拮据等因素，清朝内部对海军舰种、威力、数目、自造或外购、与如何配置有过相当多争论，其中任务定位与建造过程最起波折的大型舰只，恐怕非当时被称作“快船”的巡洋舰莫属。

在大舰巨炮的刺激下，清朝对于铁甲舰作为海战主力的认知还算清晰，然而要用哪种“快船”辅助铁甲舰却走过弯路。起初，背负自制船舰民族重任的福州船政局，于1876年便向法国购买铁木合构的 “巡海快船”图纸，1881年开工造舰、1883年下水，是为“开济”号。开济号排水量约2200吨，时任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1827─1894年），兴奋地向朝廷称许这艘自制巡洋舰的性能“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尤为各船所不可及”，给了颇高评价。

左宗棠创设的福州船政局，曾自制多艘军舰供清朝水师使用。

在建造开济号的同时，创设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1812─1885年）也向德国订制仿开济号式样的两艘军舰，是为“南琛”与“南瑞”号。迨开济号完工并拨归南洋水师使用后，左宗棠见到自制军舰的功能并不逊于外购舰，于是又向福州船政局要求续建“镜清”、“寰泰”号巡洋舰。接着两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年）又替广东水师订制广甲、广乙、广丙等巡洋舰。一时之间，清朝的造船工业蒸蒸日上，似乎大有可为。

然而，淮军重臣李鸿章（1823─1901年）对湘军与南洋水师的发展并不乐见，对铁甲舰与快船的功能也认识不清。李鸿章曾听信英国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年）与其助手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1833─1907年）的话，以为铁甲舰已过时，遂于1875年购买3、4百余吨的蚊子船多艘当作“守港利器”，并阻挠南洋水师购买铁甲舰的计划，宣称“南北洋面万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艘，恐不足以往来扼剿”。没想到蚊子船炮大船小、稳定性差的缺点，根本无益战局，也使跟风购船的各省督抚埋怨不已。

但李鸿章不思记取教训，又根据赫德与金登干的推荐（讽刺的是，赫德与金登干也非军事专家），认为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新制的非装甲巡洋舰，既快速又安装冲角，“可保追赶碰坏极好之铁甲船”，遂又于1879年订购2艘排水量1,350吨的“快碰船”，并命名为“超勇”与“扬威”号。然而两舰的成军既不勇猛也没立威，不但于归国途中经地中海时失散，超勇号经苏伊士运河时又触礁故障，实可谓多灾多难。且两舰入列后，又有久行迟滞的毛病，令李鸿章不甚满意。

李鸿章外购的超勇号巡洋舰，其与扬威号的性能并不甚令北洋海军满意。

眼见南洋水师日渐壮盛的李鸿章十分着急，深怕自己在海军建设的鸿图里失势，加上日本、英国与俄国的进逼，这才醒悟“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能与巡海快船敌者惟快船，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1880年李鸿章命李凤苞（1834─1887年）在欧洲考察船厂订购军舰，最后选定德国伏尔铿造船厂（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打造大名鼎鼎的定远与镇远舰，以及“穹甲快船”（装甲巡洋舰）济远舰。

此外，由于开济、南琛、南深三舰于中法战争时，竟躲在浙江宁波镇海口避战，不敢对敌法军的铁甲舰，这种糟糕表现使船政大臣裴荫森（1823─1895年）与左宗棠等人于1885年上疏祈请再自制装甲巡洋舰龙威号。但1890年龙威号竟被李鸿章调往北洋舰队，并改名为平远舰。得了便宜的李鸿章，在评论平远舰的性能时还不忘挖苦道：“惟嫌吃水过深，行驶稍缓……以之归队操练，聊助声威，尚未可专任海战”，流露湘淮不和的丑陋政争，更令南洋水师的装备日愈不如北洋水师。

李鸿章倚恃的海军主力，除了前述的定远与镇远舰外，尚有1885年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的经远、来远号装甲巡洋舰，以及托英国打造的致远与靖远号装甲巡洋舰。而这4艘2千余吨的巨舰之所以分头给英德建造，也暴露清朝主事者罕有新式军事学养的真相。当德制济远舰下水后，未得到订单的英国人猛烈攻讦济远舰的毛病，并提供新的设计方案，德国也反过来指出英国方案的不妥。不知如何取舍的清朝，在李鸿章“海军甫设，不妨并存其式，他日驶行日久，利病自见，再专择其一推广仿造”的意见下，决定交由两国分头造舰。虽然当时英德两国所造舰只咸称精良，但此举不利后勤的统一维修，也彰显近代中国工业与国防体系落后、自主性低，只能仰赖外人的尴尬现实，因此只能迁就列强，各种兵器都先买了用了再说。

不过虽然清末海军的建设浮现各种弊端，但这批艨艟巨舰终归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威风神兵，《北洋海军章程》里也形容“查海军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故在震慑内外上具一定效果。如1882年朝鲜壬午军乱时，超勇与扬威号巡洋舰便奉命戍守仁川，同日军对峙；1888年台湾台东的汉人与高山族爆发民变，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1836─1895年）也率致远舰与靖远舰前往协同镇压，堪称小有战果。

但是在经历对外大型战阵的考验时，北洋海军的弱点与清朝体制的衰败顿时暴露无遗。李鸿章本人也明白这些问题，遂于1894年甲午战争初期，指示丁汝昌“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这虽有不敢曝光北洋海军虚实的无奈，但也让铁甲舰与巡洋舰的机动性和破坏力无法彻底发挥。不过这些缺陷，无碍于北洋海军官兵们展现浴血死战的英勇意志。

2018年11月于英国档案馆发现的致远舰设计图。

黄海海战时，速度最慢、火力最弱的超勇与扬威号巡洋舰立刻成了日军围攻的标靶，但仍在沉没前奋力击伤日军吉野、秋津洲、高千穗与浪速等舰；比睿号亦于北洋海军炮击下负伤退出战场；平远、镇远与定远合力重伤日军旗舰松岛号，迫使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亨（1843─1914年）逃至桥立号继续指挥。而最壮烈的便是致远号，管带邓世昌（1849─1894年）督率伤痕累累的军舰冲撞吉野号，惜乎中炮沉没。可悲的是，致远号被击沉后，济远与广甲号见状随即逃逸回旅顺，负伤的靖远、经远、来远等舰也相继驶离，造成海上仅余定远与镇远同日军5舰周旋的惨状。事后，最先遁逃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1853─1894年）遭论罪处斩，但这已丝毫无助清朝挽救败局。

虽然李鸿章意欲亡羊补牢，向智利、阿根廷或巴西紧急购置新式巡洋舰同日本再战，但由于外国掮客的玩弄与日本的截买，此事成了泡影。最后困守山东威海卫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残舰们，于1895年1月突围无计后向日军投降，丁汝昌等多名海军高官自杀殉国，铁甲舰镇远成了日本掳掠的最大战利品，济远、平远、广丙等巡洋舰也随遭夺去。就这样，清朝失去了苦心经营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原本飘扬于各舰上的龙旗全被降下，正象征这腐朽王朝的黯淡前景。

北洋海军覆没后，清朝仅剩开济、南琛、南瑞号等老旧的巡洋舰妆点军容，对吓阻外敌几无作用，遂火速向德国订造海容、海琛、海筹三艘近3千吨的巡洋舰。接着1899年向英国购买的海天、海圻号巡洋舰也赴华成军，排水量超过4千吨，这五舰遂成了清朝再造海军的资本。1907年清朝海军处更拟定雄心勃勃的说帖，打算筹款添购多艘装甲巡洋舰与战列舰。但由于财力捉襟见肘，以及辛亥革命后军阀横行，使中国海军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支持建设。更糟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弱小的海军无力在海洋上御敌，只得奉命自沉船舰以求阻滞敌军，使中国海军名存实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海军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在对日抗战自沉前，清朝遗留的海圻舰是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的巡洋舰。

抗战胜利后，日军战利舰与美英赠舰大批来华，替中国海军的复兴奠定基础。其中英国赠予的轻巡洋舰重庆号，满载排水量达到6600余吨，乃当时中国海军最大战舰，故受到国民政府极度重视，蒋介石甚至于1948年塔山阻击战前，亲登重庆号召开军事会议。而送往英国受训的接舰人员，也俱是万中选一的菁英，故忧国救民之心格外强烈，希望能以崭新的巨舰捍御中国疆土。

但好景不常，1948年重庆号刚驶抵上海黄浦江，竟被援引《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的美军拒绝下锚，要求改至偏僻处停泊，这令重庆号官兵大为愤懑。接着重庆号被投入同胞相残的国共内战，还于塔山阻击战时，在海军司令桂永清（1901─1954年）指挥下发炮击中岸上难民，这更使舰上官兵失望。当时的鱼雷兵王颐桢回忆称，“看到老百姓的狼狈相，我们当时就想，我们参加海军，不是为了打老百姓打人民的”。

于是，对国民党不满的重庆号士兵们开始逃亡。王颐桢、轮机兵任振修、中共地下党员毕重远等27人遂秘密组成“士兵解放委员会”，于1949年2月17日毅然起事，迫令舰长邓兆祥（1903─1998年）率舰投奔解放军。但命运多舛的重庆号开抵山东烟台后，被蒋介石派遣轰炸机炸沉。虽然1951年中国将重庆号打捞出水，但经苏联专家评估后认为修复耗费过巨，遂拆解报废。从此在颇长一段岁月里，两岸皆罕有大型军舰。直到大陆的经济、科研与工业实力不断提升后，中国海军的荣光才于解放军身上臻于鼎盛。而随着2017年上万吨的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下水后，巡洋舰也实质性地于中国海军内复苏。而这一路磕绊，不但意味中国军事的振兴，更代表中国艰难自主的发展历程，若对照清末民初几度破碎的巨舰梦，委实教人欣慰又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