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不在城市而在农村 从中国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谈起

中共中央高级别的农村工作会议于12月28日至29日举行，政治局七常委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这是中共一年一度召开的涉及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例行会议，用以定调来年的农村工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说，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须振兴。

习近平提出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新华社）

此次会上，中共高层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讨论稿）》。这与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一脉相承。这个战略中，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重新定义了城乡关系——从“统筹”转向“融合”，被认为是习近平时代对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修正和改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发展，政府和民间在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富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也积聚了空前大量的社会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以及贫富差距日益突出的矛盾，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对独立存在而又彼此关联的矛盾。中国城乡的差距（城乡收入比），曾被学者称为“世界第一”。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已然成了中国社会相当普遍现象：每年上万个村落在消失，上亿亩面积村庄空心化，数亿人在城镇化的大潮下离开乡村。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政经专栏作家沈晓杰曾撰文指出，中国乡村的空心化、贫穷化和边缘化，已经到了严重拖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看上去比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更具所谓的现代化气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尤其是高铁和高速公路，并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之下。甚至伴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衰落景象，相形之下还让中国的一些民众产生了优越感。

然而，回望中国4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历程，虽然执政者异常重视农村工作，但城乡发展差异、城乡贫富差距，却不断加大。资料显示，最早实施“农村改革”的中国乡村，几十年来居民的收入水平，平均只有城市居民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都不到，更不用说更为广阔的中国贫困的农村。对比而言，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很少看到城乡之间的贫富和发展差别，很多乡村甚至比城市更宜居更舒适更富裕。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19年末，中国农村人口数量有5.76亿人，占比41.48%。上述统计将在城市连续居住3个月以上的农民，认定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如果按照户籍计算，中国乡村户籍人口占比为55.62%，人口总数高达7.78亿人，占中国人口多数。而这还是在中国持续推进城镇化之下的结果。

无论如何，中国的农村人口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只有他们实现现代化，中国才能称得上进入现代化。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未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绕不开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最有参考意义的日本和韩国的发展，也证明了越是现代化，城乡收入比的差距就越小，甚至是乡村的收入要高于城市。”前述学者在其文章中指出。

同样为传统的农业国家的巴西和荷兰，所走的不同现代化路径以及最终的结果，对于中国当前现代化的路径极具参考价值。

巴西的现代化路径采取的是快速城市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加速，经过大约50年城市化率达到了86%，但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制造了延续至今的城市病——就业压力大、贫富差距悬殊和犯罪率高等诸多问题。巴西的现代化路径的教训表明，城市化并不意味着现代化，成功的现代化必须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

而在农业发展的气候、地理环境要劣于巴西的荷兰，则是另一番景致：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城镇与乡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荷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就是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世界农产品出口排行榜上，仅次于美国，列第二，其农产品每年的出口额高达800亿美元。荷兰的经验说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同步，才是国家的现代化。

当然，上述两个国家的国情虽然有别于中国，但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不在城市，而在更为广阔的农村。从这个角度讲，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成为跟城市化同等地位的发展战略，二者共同构成国家发展战略之“两翼”，比翼齐飞，而不是片面地将乡村融入并最终消弭于城镇化之中。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乡村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被城市所取代，也无须被城市所取代，乡村和城市各自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二者应该并存共生共荣。

当然，就像硬币的两面，中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上的短板，是中国现代化必然需要迈过的坎儿，但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