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助推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机

2019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各国造成巨大影响，相较于美、英、法、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情况自是引人关注，而原本就承受力有限的中等收入国家更蒙受了毁灭性影响。

以拉丁美洲各国为例，多国的卫生系统往往人手不足，资金匮乏，公共服务系统薄弱，配套设施比欧美国家少得多。各国劳工市场又多是非正规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令许多人只能赚得当日的开销，乃至三餐不济。但为管控疫情而采取的“封城”措施，使成千上万的街头小贩和其他零工失业，以至于各国甚至要面对窘迫的饥饿问题。这场疫情令财政救济、经济活动停滞，人民由城镇返乡等等现况，都直接令十数年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成果付诸一炬。

反观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早在疫情之前，各界便已普遍认为这几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年前疫情在中国的爆发更引发相关担忧。然而2020年中国经济反而迅速复苏，以2.3%的增速一枝独秀，在国际经济复苏审慎乐观的趋势下虹吸效应愈发明显，各界对“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共识。

那么，在一众发展中国家受疫情打击的情况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的情况又有何启发？

新冠疫情让承受力有限的中等收入国家蒙受了毁灭性影响，而2020年中国经济反而迅速复苏，以2.3%的增速一枝独秀。图为2021年1月15日，曾经是疫情重灾区的武汉已经恢复往日的热闹，市民在河岸上欣赏日落。（AP）

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承受疫情打击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 最终造成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停滞增长，难以突破约1.25万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的发展困境。与此同时，困于“陷阱”中的国家也普遍存在一系列诸如经济产业结构单一、公共服务能力有限且效率低下、劳动生产力和收入皆停滞不前、贫富差距明显、乃至贪污腐败泛滥等问题。

【注：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指标，将各国划分为四个收入水平。在2020年标准下，低于$1,03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1,036至$4,045美元的为“中低收入国家”，$4,046至$12,535美元的为“中高收入国家”，高于$12,535美元的则为“高收入国家”。】

在此基础上，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显著冲击。一方面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不确定性急剧升高，投资者信心受挫，从而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另一方面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和交通运输，对经济按下暂停键，从消费端和生产端两个方面同时对经济运行带来压力。

当疫情爆发时，中等收入国家采取了封锁以及经济刺激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受到城市人口密度高、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使人们难以避免接触，以及比发达国家更具约束力的金融制约因素的限制。而在未来几年，这些国家乃至世界各个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就是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以来，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寥寥可数，且大多集中于东亚地区。以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为例，在政策扶植下集中资本，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建立优势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并进一步迈向高收入国家。

而为了跨过“陷阱”，中国在“一带一路”在地域上扩展外需，与各国衔接发展规划；通过如今不再宣扬却更为踏实落实的“中国制造2025”补齐产业短板、推动工业升级；强调地区平衡，调动本国的纵深和幅员优势；在国内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控，着重发展低碳绿色能源、技术和科技集中的高新产业等领域，乃至通过打压炒房行为等政策引导社会投资；这些政策调整都是为了更为持续的发展。这类工作也为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提供了更多动能。

不过，另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赋能因素，可能也恰恰来自于疫情：一系列在疫情前便已经迅猛发展的新兴科技，在疫情期间进一步迸发，反而为中国乃至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个跨过又或爬出陷阱的机遇。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赋能

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指的是经济转型困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把蛋糕做大”，这包括没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未能建立抵抗国际形势跌宕的韧性，也包括一个很简单却很棘手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的占比逐渐加大，然而相较于科技给农业和工业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服务业的生产力一直停滞不前。

互联网时代所催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生产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和突破。2019年1月21日，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重点议题将包括气候变化、包容性增长以及国际治理等。（Getty）

两百余年前，以机械化、水利、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改变了人类社会过往数千年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而后近百年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又赖以电力的大规模应用和批量流水线生产进一步拓展了工业能力；而自197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脑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为标杆，资本和技术愈发取代人力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可是，即便在此过程中，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大幅提升，但服务业却并没有经历同样的生产力迸发。以教育业为例，今天一位课堂的老师只能为数十位学生授课，与几十百余年前并无太大改进，但其薪资收入却是其前辈的数倍。而随着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愈来愈大，这也使得工业革命为农业和工业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被一再平摊。最终陷入无法进一步提升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困境。

然而，互联网时代所催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却带来了新的可能，为生产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和突破。除了机器人学、人工智能、纳米科技、等领域在同时期的蓬勃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更令互联网为传统产业带来赋能，资源配置更为精准、管理效率大大提高。而且回到先前的案例，一位老师如今可以通过视讯方式和同时向成千上万乃至上百万学生授课—服务业的生产力也正经历大幅提升。

这也是为何中国要力推“互联网+”，大力发展5G等技术，其目的是为了让互联网科技进一步赋能传统产业。而令人颇为感慨的是，此次疫情虽然令传统经济活动大幅停摆，却也大大催生了“互联网+”的进程。这意味着不仅是中国，此前数十年受困于“服务业占比过大，且生产力无法提升”的各国，如今只要能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便有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当然，能否掌握得住，则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