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人口“灵活就业”是喜是忧？

“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的词条昨日（2月9日）登上微博热搜榜。与官媒祥和的报道用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众多网民犀利的质疑声。这不禁让人疑问：“灵活就业”这个新词背后，有多少人过着令人艳羡的“不上班”生活，又有多少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月9日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报道，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达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三倍。

四川一名主播1月18日与家人在拍摄日常生活短视频。（新华社）

报道还采访了一名毕业五年的视频特效制作员和一名地质学科普视频主播，谈他们如何通过“灵活就业”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和兴趣，或搭建展现能力的舞台，摸索职业发展方向，或提供了副业创新、创造价值的新途径，在本职外获得了可观的额外收入。

海外网写道：“线上工作受到年轻人追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丰富的就业方式，灵活就业也成为当下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东方网形容说，灵活就业达2亿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然而，中国网民们并不完全认同官媒热火朝天的说法，反而对“灵活就业”提出颇多质疑。

“手停口停的话儿说的这么振奋人心也是不容易。”“就一定要用正能量来讲述每一个现象吗？不虚伪不掩盖会die吗？”“把失业打零工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就业率统计就挺灵活的。”“丧事喜办罢了，还在那里说年轻人为啥喜欢线上工作。”

网民发炮的火力十足，以致《每日经济新闻》在微博转载上述报道时，评论区出现了“过滤不当言论，部分评论暂不展示”的通知。在逾千条评论中，仅有很少部分可见。

网民们的质疑不无道理，首先报道对“灵活就业”没有清晰的定义。再者2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事关体量如此庞大的群体，应该有更多具体的数字公布。比如在这2亿人中，除了160多万主播，有多少是文案写手、外卖骑手，还有多少是建筑工人、小商贩，行业分布是怎样的？另外收入情况如何？有博主就建议，应该做一个月薪分段统计，分别列出不同月收入区间的人数，这样才能更直观地看出这2亿人的生活状况。

其实，中国有机构针对“灵活就业”作出统计和研究，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去年和今年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蓝皮书。虽然该报告视角站在劳动使用者的角度，侧重于研究“灵活用工”，但也可以一窥“灵活就业”者的生存状况。

根据蓝皮书的定义，从劳动者的角度看，“灵活就业”者是指劳动者在标准劳动关系以外，灵活获得劳动报酬的就业方式。“灵活”之处在于，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比传统的雇佣模式更自由。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发现，建筑工、服务员、环卫工、保安、保洁、家政等“普通工人”是灵活用工最为集中的岗位。

在课题组前期调研的数据中，有45.62%的企业的灵活用工的主要岗位为“普通工人”；18.22%的是“IT及其他技术人员”；11.54%的是“销售/地推/催收”；7.23%的是“客服/审核/标注”；7.09%的是“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指的是熟练蓝领工种。

四川德阳某工厂忙碌的工人。（中新社）

由上述报告来看，“灵活就业”者主要还是以打零工的普通工人为主。他们的工作不稳定，相比正式员工，更难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如若产生劳动纠纷，无法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另外，虽然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同工同酬，但对“灵活就业”者而言，同工不同酬、工资低于法定标准等问题仍然存在。

虽然在中国疫情常态化的过程中，大量服务业新商业模式产生，给灵活用工带来广阔的发展土壤。但是目前“视频制作、网络主播、文案写手”等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灵活用工岗位，仅仅只占总研究数据的0.83%。

值得注意的是，有52.36%的“灵活就业”者选择灵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压力大，45.2%的受访者是为了先积累工作经验，34.73%的受访者选择灵活工作是因为没有其他工作机会。

由此更加可以理解网民和博主们的质疑。不少声音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灵活就业是就业难状态下的无奈选择，而并非多数人的主动选择，但是媒体却挑选少数成功案例，将这种无奈和困顿描述得光鲜亮丽，给人粉饰太平之感。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就说：“2亿人这个数字不能当成就宣传，它是一个现实，其中的无奈心酸肯定多于光鲜和喜悦。”

官方数据反映了多少真实情况？

2亿人口“灵活就业”引发的舆论热潮，也同时牵出另一场讨论：中国官方统计体系到底有多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疫情爆发后，欧美经济在防控措施收紧后受到明显冲击，失业率大幅飙升。美国的失业率在2020年4月一度飙升至14.7%，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到今年1月逐渐下降至3.9%。虽然中国实行全世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但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以下。

在失业率计算上，中国根据不同数据来源分出两套失业统计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存在明显漏算。而调查失业率也没有很好地处理农民工的失业统计问题。

对于中国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长期担忧一直存在，甚至有体制内人物也对此提出过批评。北京去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判，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前财长楼继伟在该会议结束后次日举行的一个线上论坛上指出，统计数据中根本看不到这些问题，“没有足够的数字反映（经济中）出现的负面变化”，能看到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情况“非常好”。

例如，官方数据显示，企业和其他市场实体的数量在疫情下有增加，但实际上，它们很多都因为商业困境和注销困难而处于停滞状态。在就业率上，楼继伟说，政府的数据统计了新增就业，但却没跟进这些就业人口在六个月或更长时间后是否被解雇了。

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仍在挣扎，对疫情的严格管控措施在持续，加上监管对科技行业的打击，经济面临很大挑战。灵活就业是民众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但2亿人口“灵活就业”其实也说明了中国另一层面的就业状况，背后是这些就业人员面临的社会保障的困难以及对长期发展的焦虑。